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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盞燈，讓老師與學生一起去看事情，生如果看得對，老師就會快樂些。」～南丁格爾
在十七世紀的中期，愛爾蘭有一個醫生名叫布朗尼（Thomas
Browne,
1605-1682），他每天夜裡巡視完病房之後，就搬張椅子，坐在病榻旁，而後自口袋裡掏出一張紙，在病人旁邊朗誦，附近的病人也側耳而聽，那不是病人的病危通知書，也不是勞健保給付的最新規定，而是他給「病人的一封信」，內容感人，用詞優美，一方面安慰病人的憂傷，一方面鼓勵病人有盼望。
信唸完了以後，他環視周遭，等待回應，例如有一次一個三十五歲的肺結核病人問道：「醫生啊，你覺不覺得我這樣離開世界，未免有點早？」布朗尼聽了，站起身來，慢慢地走了，他沒有回答。隔天，他又忙於醫務工作，晚上，他又回來了，一樣的動作，相似的紙張，他靜靜的讀到：「早逝如同一條湍流的小河，不等夕陽餘映水面，就直接奔向光輝的太陽…，在那交託處的箇中滋味，是多少健康之人永遠品嚐不到的。」
布朗尼醫生曾經研究雞蛋的胚胎結構，在科學史上被稱為「第一個胚胎學家」，但是他影響後世的是他在夜裡為病人朗誦的信件，日後結集成為「給朋友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Friend），布朗尼為什麼這麼作？他說，他期待存摺裡最多的不是錢，而是愛。
「我閱讀了妳寄給我的病歷報告，彷彿閱讀小說般地津津有味，
在病歷的發展敘述上，仍然有待加強，其他的部份寫的很好。」～南丁格爾
在十九世紀中期，美國發生南北戰爭，北方贏了，南方輸了，戰後的相關史料，勝利的一方留下許多資料，敗北的一方的官方資料在撤退之時大都焚燒銷毀了。後來經過仔細的搜尋，找到一本書，是一個南方軍隊的隨軍護士康敏（Kate
Cumming,
1835-1909）所著的「一個南方邦聯護士的歷程」（The
Journal of a Confederate Nurse）。
這本書，是康敏在軍醫院裡，將所看到的，所照顧的的士兵或將領，非常仔細的記載，她所記錄的祗是在醫院的一角，卻是整個變動時代真實的縮影。她不止記錄醫療傷兵的過程，也寫下人與人互動的感人事蹟，她寫護裡的工作似乎是「最少的事情」，卻「獲得最多的感謝」。
人文的培育是一生之久，在學校的日子很短暫，而且滿是專業的訓練，也承負著社會需求的壓力。不過，如果教育的目的是在培育人，而且不只在專業，更在人生內涵的豐富，生命價值的肯定，倫理道德的提醒，對人關懷的重塑。人文教育有其必要，甚至更能幫助學生面對多變、多元的外界。
在學校，人文的培育需要有學校的支持，有使命的老師開授課程與編撰教材。例如，這需要學校或護理科系主任的遠見，支持「護理與人文」成為必修或選修課程，其課程內容：
1.護理與護理史
2.護理與文學導讀
3.護理與文學創作
4.護理與音樂
5.護理與美術、繪畫
6.護理與倫理
7.護理與生命價值
◆ 人文閱讀的例子（1）
憐恤人的天使，飛翔吧！理查絲與精神護理
精神護理的先鋒──理查絲（Linda Anne Judson
Richards, 1841-1930）。
喜歡照顧別人的女孩
一八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理查絲（Linda Anne
Judson
Richards）生於美國紐約州北方的小鎮波斯丹，她有三個姊姊，父親是鎮上的牧師。
在她四歲時，父親帶著全家與鎮上的一些居民，駕著篷車前往密西根湖邊的森林拓荒。不久理查絲的父母都染上了肺病，拓荒小鎮剛成立，父親就病逝了，母親祇好帶著四個孩子回到自己的娘家佛蒙特州紐伯里。
理查絲從小就寫道：「冬天時媽媽咳得很厲害，居里醫生看後，祇搖搖頭說：『期待春天趕快來到』。」居里醫生每次來，都看到理查絲站在病床邊，就教她簡易的居家護理。理查絲寫道：「醫生首先教我如何將家裡的盤子洗乾淨，再教我如何翻枕頭，將被單鋪平，後來又教我如何由母親的病徵判斷她的病情。」居里醫生一定沒有想到，他無意間教導的這一個小女孩，後來成為普世精神護理的開創者。
以從事護理為榮
一八五四年，理查絲的母親病故，她與姊姊同住。二年後，三個姊姊都結婚離家，她搬去與外祖父同住。她除了在學校念書之外，也幫居里醫生照顧一些病童，她在十六歲時寫道：「護理能減輕病人的痛苦，是善良又令他人喜悅的工作。當別人說我是一個天生的好護士時，我覺得那是對我最高的稱讚。」
成為一個好護士，還需要有許多的裝備，但是那時美國還沒有護理學校。一八五六年，她申請進入聖‧瓊斯堡學院，這是一所師範學校，一年後，她取得小學老師資格。畢業後，她申請當地的一家醫院，要當護理人員，但是被拒絕，理由是她的教育程度太高。當時的護理人員，沒有正規的訓練，也不需要受什麼教育，護理人員像是醫院裡的女工，不受人尊敬。
她轉而申請一所小學當老師，在學校期間，除了上課之外，她也自願擔任學校保健室的護士。下課以後，她又義務到病人的家裡當看護。學生看她總是在病人的家中進進出出，為她取了個「蜜蜂」的外號，她卻寫道：「我期待奉獻一生，從事照顧病人的工作。人若知道生病的痛苦，就知道照顧病人是何等重要的工作。」但是當時的醫院，還不認為護理工作需要這麼神聖的使命感。
白屋裡的初戀
理查絲逐漸成為鎮裡著名的護理義工。在鎮外有一棟白色的大樓房，住著當地最富有的浦爾女士。浦爾女士在年輕時就守寡，她沒有孩子，但有許多的財產，她是鎮上最冷酷的女人，素來不與人來往。當她年老行動不便，需要有人看顧時，就找上理查絲。不久，理查絲對護理工作的愛，深深地感動浦爾女士。一八五九年，理查絲的外祖父病逝，浦爾女士請理查絲搬到她的屋子裡與她同住。
理查絲本來以為浦爾女士的邀約，祇是為了就近照顧，沒想到這位寡婦另有計畫。寒假到了，理查絲在家裡的時間較久。有一天，來了一個年輕的訪客喬治‧浦爾（George
Poole），他是浦爾女士的姪兒，是位熱衷雕刻的藝術家，浦爾家族財產的繼承者。以後數個月，喬治‧浦爾「順路」前來探訪的次數愈來愈多，他贈送給理查絲的雕刻品也愈來愈細緻。一八六○年，喬治‧浦爾與理查絲訂婚，並準備在隔年結婚。
跨出最關鍵的一步
一八六一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喬治‧浦爾加入北方聯邦軍團。他與理查絲本來認為戰爭可以很快結束，沒想到這場戰爭拖了四年，南北雙方都死傷慘重。戰後，喬治‧浦爾才回到家園。他在南北戰爭的最後一戰中，胸部中了一槍，在醫院裡又受到病毒感染，此後理查絲仔細地照顧他，倆人期待病癒後就可以結婚。一八六九年，喬治‧浦爾病逝，這期間浦爾女士也病逝了，他們將所有的財產都留給理查絲，但是她所愛的都走了。
她有一段低沈的日子，有一天她寫下：「我知道這將是我一生最困難的一步。不是等待別人來愛我，而是主動去愛人，不是等待別人來照顧我，而是主動去照顧人。」她關了房子，帶著簡單的行李，前往波士頓，決定從最基層的護理人員做起。
初期的挫折
一八七○年，理查絲進入「波士頓市立醫院」當實習護士。當時實習護士就是醫院裡的清潔工，擔任最粗重的工作。她做了三個月，卻什麼也學不到，深感失望，正想離去之際，有一個資深的護理長與她約談，並說：「我認為妳將成為一個傑出的護理人員。跟著我，我將就我所知的全教給妳」。
這位護理長教她如何由病人的呻吟判斷病情，由病人的姿勢判斷身體疼痛的部位，與對一些藥品簡單的認識。讓理查絲最感鼓勵的不是這些知識，而是知道仍然有人在護理的工作崗位上盡心竭力。她寫道：「雖然醫院管理、社會對護理的尊重、病人對護理的認識、與護理工作的環境都不好，但是仍有護理人員願意背負看顧病人的責任。除非樂於照顧人，否則很難在護理的工作上全力以赴。」
美國護理教育的開始
一八七二年，美國女性外科醫生迪墨克（Susan Dimock）自德國學成歸美，在波士頓成立「新英格蘭婦幼醫院」，同時，她也成立迪墨克醫院附屬護理學校，這是美國第一所護理學校。理查絲是第一個錄取者，學校在同年九月十五日開學。
理查絲寫道：「我每天上午五點半起床，在醫院中學習到晚上九點。每一位護理學生都需要照顧六個病人，晚上九點後，病人若有危急狀況，我仍需趕回。我經常需要徹夜不眠地照顧病人，我感謝上帝賜給我健康的身體，並堅定我的心志，使我能在學習期間一直保持喜悅的心靈。」
學校的課程有十二門，如藥劑學、外科護理、產科護理等；此外，護理實習的課業特別重，學生必須知道量體重、體溫、脈搏、血壓、呼吸次數的原理與操作，並且配合協助各門診。一八七三年九月，理查絲以班上最優異的成績畢業，並且首先取得護理證照，她是美國取得護理證照的第一個護理人員。她寫道：「我知道我們這一群護理先鋒，是帶著強烈的學習欲望進到學校。我與我的同學們都是善良與強壯的人，一學到知識，就趕快緊緊地抓住。我相信這些知識，未來都會成為護理工作的基礎。」
進入貧困地區
畢業後，新英格蘭婦幼醫院以護理督導的職位聘她，但是經過一個月的思考，她決定前往「貝爾維醫院」擔任護理督導。貝爾維醫院位於紐約貧民區內，大部分的病人是流浪漢、罪犯、吸毒、醉酒的人，而且產婦罹患產褥熱的死亡率很高，這與她過去在波士頓與新英格蘭醫院所接觸的病人不同。她寫道：「那些病人的社會階層是我從未接觸過的。我心裡感到害怕，尤其我將擔任夜間督導的工作，但是我想到在灰爐之中也有珍珠，在眾人看不到的角落也有隱藏的寶貝，需要有人進入該地仔細地尋找。」
夜間督導的工作是由傍晚五點到隔天早上七點半，她到任後立刻了解院裡大大小小的事情，並熟記院裡醫生、護士的姓名。她清楚狀況後，首先要求夜間要有足夠的燈光，並讓爐火繼續燃燒。她繼而實施「護理紀錄」，將病人在夜間所發生的狀況以書寫的方式，而非用口頭的方式，傳遞給接班的護士。此外，她也改善產房的環境衛生，規定進出產房須更換鞋子與換上乾淨的外套，她寫道：「保持乾淨與整潔，是照顧病人必備的要件。」
成為護理學校的校長
在她的改革下，貝爾維醫院的衛生環境迅速獲得改善，得產褥熱的產婦數目遽減。更為人稱道的是，「護理紀錄」使護理人員在照顧病人銜接上的誤差降低為零，這制度後來為普世護理人員所仿效。
一八七四年十二月，「麻塞諸塞州立醫院」聘她為護理副主任，並請她擔任該所醫院即將成立的護理學校的校長。她去函婉拒這一升遷的機會，理由是：「照顧病人已充滿我的思想，沒有心思去照顧別的。」貝爾維醫院的董事長海倫修女知道此事後，建議她去擔任護理學校的校長，因為「她對護理制度的管理，如同照顧病人一樣的優秀。」「但是我不會說話，更不會教導別人。」她仍然退縮，海倫修女回答道：「有教導能力而不肯去教導，是推卸責任。」這一句話，把理查絲推向從事護理教育的路上。
她到麻塞諸塞州立醫院後，立刻取消護理人員掃地洗衣的例行工作，她認為「護理人員要照顧的是人，要將護理人員的有限體力，集中在照顧病人方面」。她在護理學校要求學生上午上課，下午隨著主治大夫巡視各病房，並記下醫生診治的情形。
一八七六年，她升任護理主任，大力改善護理人員與護理實習生的居住環境與伙食。她常對學生說：「妳們今日的學習，決定妳們未來承擔工作的能力。一個人承擔工作的能力，決定她專業所該得的尊重。」
與南丁格爾見面
一八七七年，麻塞諸塞州立醫院附屬護理學校已成為美國東部地區最著名的護理學校，她卻辭職，她寫道：「我不想留在成功的高原，滿足於別人的稱讚，我仍然期待學習」。她前往英國，拜會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與著名的南丁格爾護士學校。
到達倫敦後，理查絲與南丁格爾會面，後來她寫道：「與南丁格爾會面，是我一生從事護理最高的榮譽。再也沒有一堂護理的課程，能比在她面前學習的多，我實在捨不得離開。我常想為何南丁格爾的一生會如此的美麗？對人類的貢獻會如此大？這是因為透過她的工作，普世病人的受苦才開始獲得人道的關懷。」
在南丁格爾的推薦下，她以九個月的時間到英國著名的十八所醫院參觀實習。
護理教育的實質
一八七八年一月，理查絲回到美國。在回麻塞諸塞州立醫院述職前，她回到自己曾擔任實習護士的波士頓市立醫院探訪朋友，沒想到這所醫院的董事與醫生正為要不要設立一所護理學校爭執不下。理查絲一到醫院就被董事會與醫生們邀去演講，她講道：「我認為有些醫生與醫院管理單位並不反對護理，反對的是改變，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是否祇滿足於過去，不想去做任何的改變？」董事會立刻一舉通過設立護理學校，並且聘她擔任護理主任與護理學校的校長，她欣然接受此一新的任務。
她在開學時，給新生們寫道：「護理教育的基本點是相信病人的痛苦是有意義的，是不該被忽略的。學習觀察與注意病人痛苦的反應，是護理的開始。我們的耳朵要學習怎麼聽，我們的眼睛要學習怎麼看，我們的雙手要學習怎麼做，我們要察覺病人每一個細微的變化，每一聲呻吟所代表的意思。當你們擁有這些知識與訓練，你們將成為一顆顆極稀有又極珍貴的珍珠，沒有任何外來的稱讚能夠比擬你們服務的尊貴。」
鐵的訓練
這所新設的護理學校是兩年制，開學第一天，醫院大廳裡坐滿學生，但是她要求的護理教育課程重、作業多、考試多、實習多，並且要求學生穿著端莊，有好的品性，兩年後，只有六個學生畢業。這所鐵的訓練學校，不僅培育出一流的護理人員，也成為各處有心從事護理工作者所嚮往的地方。當時護理界流行一句話：「除非你是一個認真、嚴肅思考護理的學生，否則不要申請理查絲設立的學校。」
理查絲擔任這所學校的校長八年，她改變了美國醫學界對護理的看法，從此「醫院裡若沒有護理人員，醫院就無法開門。」
但有一個更艱難的任務在等著她。
來自富士山下的呼聲
一八八五年二月，她聽說「美國海外宣道會」在找一位有經驗的護理人員，能前往日本設立護理學校。她寫道：「我本來以為這是來自陌生國家的一則小報導，後來卻逐漸在我心中形成一個深刻的負擔。」八月，她辭去工作，申請成為前往日本的醫療宣教士，十一月搭船前往日本。
日本在一八六九年明治維新後，積極引進歐美的技術與制度。西醫很快地進入日本，日本人卻不接受西方的護理，主要的原因是認為女性地位較低，不能叫男性做這做那的。但是日本的女性溫柔、忍耐、有禮貌、善於微笑、樂於學習，是理想的護理人才。
一八八○年代，霍亂在日本流行，許多人喪生，逼得日本的保守社會開始裂開一道護理可以進入的門縫，理查絲就在這時前來。
非常稀奇地，這位護理改革家在她晚年的記載裡，幾乎沒有提到她在日本的護理工作，也沒有提到她如何建立護理學校，她祇提到她花大部分的時間，在接觸與認識這個陌生國家裡的女性與她們的家居生活。她提到日本女性的禮節、服裝、鞋子、飲食、與家庭的關係，她寫日本的榻榻米、睡覺用的硬枕、出外交通的方式等。她沒有一開始就成立護士學校，而是進入她們的家庭中，教導她們居家護理、照顧家庭與病人的方法。
不久，有些對護理有興趣的女性來到醫院向她學習，但是很快地，她們的父母或丈夫就將她們帶回。來醫院學習的年輕女性中，有一位是伊藤小姐，她來自一個高尚的家庭，但是她不斷地來醫院學習護理。有一天，伊藤回到家，她的丈夫把離婚書丟給她，因為她到宣教士的醫院當護士。伊藤祇好回到醫院繼續學護理，並與理查絲同住。
伊藤的護理逐漸獲得病人的肯定，口碑慢慢傳出去，她的前夫聽到了，偷偷地來到醫院，看到伊藤所從事的，他大受感動，做了一件當時很少日本男性會做的事，他到醫院向她道歉，祈求她再嫁給他。伊藤的再嫁，使許多女性到醫院學習護理，理查絲這時才在日本成立第一所護理學校。一八八八年，第一批護理學生畢業。
一八九○年，理查絲發現自己的身體愈來愈易疲累，耳朵逐漸失聰，她知道在日本的工作該告一段落了，她將學校交給伊藤。她所做的僅是在日本的一角為護理鬆土，栽種一些好種子。她沒想到她離開後，護理在日本迅速地發展，到一九○○年，日本已有一千五百位護士，後來也間接地帶動了臺灣的護理發展。
護理巡迴教育
一八九一年，理查絲回到美國，許多醫院爭相聘她為護理主任，許多護理學校也要聘她當校長，「護理界永遠需要有力的手去扶持年輕的護理學生」，她寫道。她不顧身體的疾病，出任「賓州費城巡迴護理學會」的主席，在各醫院與護理學校巡迴教育。她特別強調「護理實習」的重要，將護理教育延長為三年，並且要求護理學生要學以致用，在學生時代就有護理的經驗，她以護理教師的身分，去承受護理學生的犯錯與病人的指責。她堅持：「這些初期犯錯時的指責，是護理學生最受益的經驗，愈有經驗的護理人員，日後愈能承擔重任。」
許多護理人員對她既愛又怕，因為她「勸勉人時，諄諄善誘；責備人時，言語嚴厲；憤怒時，讓人羞愧；上課時，深具啟發；幽默時，十分親切。」她曾在一場畢業典禮上毫不客氣地指出：「護理教育祇能為你們披上白色的制服，卻無法潔淨你們的心，而後者比前者更為重要。」
精神護理的萌芽
她在美國各處醫院巡迴演講教育時，逐漸發現在精神病院裡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護理人員，護理學校也沒有培育精神護理人員。一八九九年，她以過去在護理工作上的見識與經驗，將一生最後的體力，全部投入精神護理教育。她在「道頓精神病院」開設三年制的護理學校，除了一般課程外，學生須在一般的醫院實習一年，在精神病院實習二年，以兼具一般科與精神科的專長。
當時，精神病人在醫療界中是最被忽略、也是最被誤解的一群人。許多人經常將精神病患扭曲成具有暴力傾向的人，其實正常人對於精神病患的暴力相向，遠超過精神病患的暴力。理查絲認為精神病患是無法與正常社會溝通的人，他們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因此精神護理最重要的職責是與病人相互了解，成為他們與社會溝通的最後一道橋梁。病人如果能夠恢復溝通，就能重拾與現實世界的溝通能力。這是理查絲對精神護理最重要的貢獻，釐定「護理」在精神醫學的功能，不只在看顧，更在溝通。
她寫道：「精神醫學不斷地進步，精神護理可以持續不斷地學習。」她在課程中列入精神病的分類、精神病人的行為、精神藥物的認識、鎮定病人的水療照顧等。她將精神病患的類別細分為身體功能不健全引發的器質性精神病，由心理引發的精神分裂、憂鬱、鬱躁等功能性精神病，心理功能偏差引發的情緒失調、行為偏差、暴力傾向、縱飲、吸毒與性變態等，針對不同的病因，給予不同的護理看顧。她也將精神護理與社區護理結合，讓精神病患的壓力紓解與看顧能從家庭開始。
她將護理引進文明社會迫切需要的心理與精神看顧，她以護理將落後社會中一些被誤認為鬼附、通靈的精神病患釋放出來。在精神護理的看顧中，精神偏差並不代表人的本質偏差，精神病患不是社會所要摒棄的一群人，精神護理進入病人的心理層次，教導病人自我幫助，重新站起。她寫道：「精神護理人員需要的是機智與耐心。」
一九○四年，第一批的精神護理生力軍畢業，從此精神護理成為普世精神病患的祝福。
一九一一年，理查絲退休，回到鄉下，經常有護理學生去探望她。她為護理界培養許多精英，如創辦《美國護理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的龐茉（Sophia
Palmer）與戴薇斯（Mary E. P.
Davis）都是她的學生。
護理的愛
一九二二年，在一場護理大會裡，她獲邀為講員，她簡短地說道：「護理人員是人，病人也是人。除非對病人有正確的態度，否則所有的知識與技術都無法使你成為一個真正的護理人員。病人是孤單的，那是病人需要護理看顧的時候，病人不祇需要護理人員的雙手與頭腦，更需要護理人員的愛心。」
一九二三年，她中風，之後就長期臥床。一九三○年四月十六日，她從昏迷中醒來，問照顧她的護士：「今天，護理人員工作得如何？」「她們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必須做的。」看顧她的護士回答她。「好，做得好！」她低聲喃喃說道後，呼出了她在世上的最後一口氣。
◆ 人文閱讀的例子（2）
一把剪刀，幫助千百人─蔡巧與台灣初期護理
前言
一開始，不是故意的。
我所參加的教會，主日聚會後都有提供免費的午餐給會友吃。這午餐，量多且好吃，菜色口味常有變化。我常會留下來，盡情的享受。我是陪母親來這教會，時間不久，認識的人不多。
有一次，我正要大塊朵頤，發現正對面坐了一位阿婆。我聽別人說過，她是這教會年紀最大的人，有九十六歲。我一邊吃飯，一邊斜眼偷看她，發現她坐的挺直，能吃、能喝，還自己站起來端菜、喝湯，走得很穩。這真是有意思的事，我在台灣大學任教，看到那些已經退休的教授，有的一過七十歲彎腰駝背，一過八十歲就舉步維艱，怎麼這位過了九十歲的女士，還能這麼硬朗？
我想打破吃飯時靜默，問她「以前是從事什麼工作？」她說：「護士」。賓果，中獎了！我是十足的護理迷，還曾經到英國參觀南丁格爾博物館，回來寫了「南丁格爾與近代護理」一書。「在哪裡當過護士？」我放下筷子繼續問道。「彰化基督教醫院蘭醫生處。」，她說道。天啊，我是彰化人，小時候還唸過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幼稚園呢。
「哪個蘭醫生呢？」我止不住內心的激動順口問道。「蘭大衛醫生。」她說道。我等於是遇見了寶─台灣早期醫護的見證者。
「能告訴我一些當時的事嗎？」我真是求知若渴。阿婆就開始講……我愈聽愈起勁，怕她吃完就要離開，趕忙幫她盛一碗飯、舀一碗湯，請她再吃再喝，再講下去。後來別人都走了，她的故事還在沒講完……怎麼辦呢？約定以後，到她家繼續聽她說下去。
我去她家，邊聽、邊問、邊記錄，回家之後，查書、查圖、查資料，又到她所提到的鹿港、彰化、坪林，逐一走訪。
我才漸漸地知道，對台灣有貢獻的，不一定是有名、政商、或一度顯赫的人物。一個人，在這塊土地上，實實在在地跟隨上帝，就是周遭人的福氣。
於是，我下筆，寫下一個老護士的故事。
鹿港的木桶家族
在台灣的西海岸，有一片濁水溪的沖積地，
祗有海拔2~3公尺的高度，卻是潮汐淹不到的浮覆地。
十七世紀，開始有人前來開墾，
種植收成後，就由港口輸出，
賣到對岸福建的泉州。
十八世紀，這裡已經成為繁華的港口，
台灣中部農產輸出的中心，
當時台灣主要的三個港口，
一府、二鹿、三艋舺的「二鹿」就是指這裡。
十九世紀中葉，
這個港口雖然逐漸淤塞，
依然是中部貨物的轉運點，
更多的商船，更多的貿易，
吸引更多的人進城居住。
城裡有一條街道，名叫「杉林街」，
街道上除了賣木頭之外，也有不少
編製木頭的柴桶店，
其中有一位柴桶店的師傅
由於嘴巴長得尖，
被人稱為「老鼠師」。
故事就由這裡開始…
在農業時代，柴桶是生活上必需的工具，例如舀水的柴桶叫「水桶」，裝飯的柴桶叫「飯桶」，洗澡的柴桶叫「沐浴桶」，盛米的柴桶叫「米桶」，放尿的柴桶叫「尿桶」等，這些柴桶有大有小，各有功用，不能搞錯。由於是木頭製成，所以通稱為「木桶」。
木桶師傅－老鼠師
百年前，台灣還沒有鐵釘、黏膠，木桶師傅全靠木頭的大小、形狀、彈性來編製，以凹槽、凸準來相接，不用釘子與黏劑。木桶能夠做到滴水不漏，使用多年，實在不容易。這些編製的技術是專門的手藝，經常代代相傳，成為世襲的職業。在塑膠桶還沒有上市以前，編製木桶足能維持家計。擔任這種工作的人也多，所以早期鹿港的杉林街，有許多的木桶店。
有家木桶店名「蔡再興」，師傅是外號尖嘴的「老鼠師」，他的本名是「蔡此」。蔡此編木桶的本領一流，但是未曾讀書，也不會寫字，與人訂契約時，就像當時許多佃農、長工一樣，祗在契約書上畫個紅色的符號而已，甚至死了，也不知道在墓碑上刻名字、年代，祗畫個圓圈了事。蔡此雖不識字，但是他的妻子張究，婚前在家受過私塾教育，會讀白話文，能夠認識字，就能吸收更多的知識。這些微的差別，開始給這個家族帶來更新。
老家族的更新
完整的木頭無法組裝，祗有散開的木片，才能編製成桶子。這個家族真正的更新，來自張究的大女兒，她嫁到台中一家貨運商行後，參加了台中「柳原教會」的聚會，而全家信主。柳原教會成立於一八八二年，是台中最早的教會之一，非常熱心傳福音，曾有「台中的生命活水源」之稱
。
得到福音的大女兒搭火車回到鹿港，將這好信息告訴母親。母親決定參加教會，她去的時候，也將自己的兒子蔡絜與媳婦李招治帶去。祗是鹿港前往台中的距離較遠，他們就加入鹿港的長老教會，該教會成立於一八九七年，為初期來台的宣教士所建。
鹿港是個港口，拜拜的活動很盛，大街小巷廟宇林立，一個女人帶著自己的家人，參加教會，要承受相當大的社會壓力。但是上帝的工作，臨到台灣人的身上，幾乎都是從不可能的角落開始。
中日戰爭的影響
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中日戰爭爆發，滿清政府戰敗，四月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台灣居民反對，組軍反抗，當年五月，日本軍隊登陸攻下新竹，九月攻下彰化，十月攻下台南，十一月攻占全島。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沿海港口的貿易，主要輸至日本，鹿港與大陸的生意銳減，許多鹿港的生意人搬回大陸，鹿港的繁華逐漸黯淡。木桶業的生意也受到波及，有的縮小店面，有的關門歇業。蔡絜與他大哥一起經營的木桶店也拆夥了。
傳統的木桶手工業逐漸衰退，日本殖民政府轉而發展製糖業，一九０六年創立「製糖會社」，一九一０年，台灣東部發現大理石，也帶動台灣礦採工業的發展。
有人發展糖業，有人發展礦業。但是，對台灣最有幫助的是「人礦」，人礦在哪裡呢？一九一０年（明治四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蔡絜與李招治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為蔡巧。
第二章 編織藺草的日子
戰爭的型態有多種，
有些有形的戰爭，當時打得轟轟烈烈
對後世卻似船過水無痕；
有些無形的戰爭，似乎無聲無息，
卻能留下長遠的典範。
這包括對當時的流行疾病—
瘧疾、霍亂、鼠疫、傷寒、狂犬症的戰爭。
需要有人，一棒接一棒，
長期持續與這些疾病對抗。
如今，這些疾病，
幾乎少有所聞，
不得不佩服，早期這些醫護人員
對台灣的貢獻。
早在十九世紀時期，台灣與大陸沿海就流行傳染病，有「熱帶醫學之父」稱譽的梅森（Patrick
Manson,
1844-1922）在一八六六年前來高雄港行醫，而後在屏東行醫四年，他寫到當時流行病的景況：「患者的門口貼著官方的封條，屋子的門窗都緊閉著，病人只能躺在屋內的床上，不得隨意移動。我進到一間屋裡察看，屋內幽暗又悶熱，床邊只有一小盞油燈，在這種與外完全隔絕的狀況下，病人深深的絕望，很快的死亡。」2
在這些宣教士與宣教醫護人員，還沒有前來之前，不只是台灣與大陸沿海的地區，連內陸各處，最迫切需要的不只是病得醫治與照顧，更是生命的更新與永生的盼望。著名的旅行佈道者韋恩（F.J.
Wiens,
1880-1942），他以十五年的時間由俄羅斯、中國，一直走到印度，他在中國西南沿海停留很久，他寫道：「這些地方的人，最大的特徵就是忌諱很多、盼望很少。需要有信心、勇敢、耐性與肯犧牲奉獻的人，進到他們當中，這是為中國人所做最大的工作。只有讀聖經的人，才能夠持續有熱忱。」3
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台灣仍有鼠疫大流行4，帶病菌的老鼠，主要是隨著福建與南洋的船隻，進入台灣沿海的城鎮，而後快速蔓延到各地。這些老鼠大都在通風不良、排水不佳的水溝中活動。老鼠身上的吸血跳蚤，隨著老鼠進入住家，跳蚤咬人後就將病毒傳給人，感染者敗血而死，身上呈現黑色斑塊，故又稱為「黑死病」，在中世紀時期，歐洲有上百數人死於黑死病。
鹿港周邊的開發
為了減少海風的吹襲，鹿港的巷道窄小，一般寬為2~4公尺，通風不良，家庭污水直接排入路邊水溝，更成為散播鼠疫的途徑。當時日本殖民政府下令滅鼠，並且禁止大陸沿海船隻入港，以防帶著鼠疫的老鼠隨船入港，也拆掉一些過窄的巷道，下令居民需要經常輪流清水溝，以抑制鼠疫。
殖民政府開發鹿港四周的農地，引附近洋仔厝溪、番雅溝溪的水灌溉，疏通員林大排水與舊濁水溪的河道，以免排水不良，影響公共衛生。此外，在海岸邊大開鹽田，以增收益。在一九一五年，鹿港鹽田的面積超過250公頃，是台灣四大鹽場之一。
編草帽的女工
由於農業與製鹽業的發展，略略改善鹿港人的生活，但是木桶業逐漸凋零，仍以木桶為業的店家，經濟的改善非常有限。雖然家境貧窮，蔡絜與李招治仍然堅持女兒要受教育。
蔡巧進入「鹿港公學校」，這所學校成立於一九０一年，是彰化最早的小學之一。一九二二年，男女分校上課，又分出「鹿港女子公學校」。蔡巧回憶道：「家裡很窮，下課回家，就要幫忙工作。」不過她在晚年時憶道：「人生最快樂的時候，就是一直有工作可以做。」一九二四年，蔡巧自鹿港女子公學校畢業。
就學期間，她的祖父母過世。她與母親仍然持續去教會。時代變化真快，不久製鹽生產過剩，鹿港鹽場廢棄。但是有人發現，沿海鹽地上長有許多鹹草與三角藺草，加工所製成的草帽，外銷很受歡迎，甚至能夠賣到東南亞。有些草帽製造商開始在沿海鄉鎮，設立定點，提供三角藺草的草莖，供人製造草帽。
海口人的堅毅
海口人的生命力強韌，就像海邊的林投樹，大風經常吹，長得雖彎曲，依然向上旺盛生長。當時許多鹿港的女孩，都投入「編草帽」的行列，掙取微薄的薪水。一時鹿港各街巷，終日傳來咚咚搥草莖的聲響。
一九二六年，殖民政府設立公設護士（或稱為看婦護）的制度，接受台灣的女子從事護士的工作。當時鹿港教會的牧師林照，一知道這消息，就鼓勵編織草帽的蔡巧去學護理。一九二七年，林照推薦她前往彰化基督教醫院，去見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1870-1957）醫生。
第三章 專業教育的需要
「這個島嶼最大的蹂躪者是瘧疾，大部份的農人與他們的家庭都受影響。
這個島嶼大部份耕作的土地，像一大片沼澤地，總有數英吋深的積水。
農人終年操作、起居都在水稻田間，但這也是滋生蚊子的溫床。
我看著這些臉孔蒼白、終年無休的工作者，
每一年，總有上百人，死於瘧疾與其他致命的疾病，那是一種悲哀。
奎寧藥可以解決一部份的問題，但是徹底解決的方法，是要拯救他們脫離這種不健康的環境。」
──蘭大衛初抵達彰化的記錄5
彰化迄今仍流傳一句俗語：「北有媽祖間（廟），南有蘭醫生」。老一輩的人仍相傳：「見到蘭醫生，病就好一半」，證明這位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創立人，在彰化人心目中的地位。蘭大衛醫生是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南邊的其勒馬諾克（Kilmarnock）人，他的祖父與父親都是傑出的自然科學家。他在十五歲時，經歷了信仰的重生，成為基督徒，而後前往愛丁堡大學，就讀醫學系，一八九五年醫學院畢業後，即申請成為海外宣教士。
上帝疼惜彰化人
蘭大衛醫生不遠數千英哩，前來一個陌生的地方—台灣的彰化，是因為另一位英國醫生盧嘉敏（Gavin
Russell,
1866-1892）替彰化的呼籲。盧嘉敏醫生在22歲就前來彰化，希望設立醫院，將福音傳給台灣的中部人，但是彰化正處動亂，二林人施九緞率眾圍攻彰化城。盧嘉敏醫生轉到大社（豐原），先成立基督教醫院。隔年，戰亂平息，盧嘉敏再到彰化總爺街（現在稱為成功路）成立醫院。而後盧醫生彰化、豐原兩地跑，為人看病。四年後，他染病身亡。
上帝一定疼惜彰化人，才派這樣的人前來。他的死，像是一粒埋入地裡的種子。蘭大衛醫生前來接棒，在彰化行醫四十六年（1895-1939），幫助台灣中部成千上萬人。
蔡巧回憶道：「當我見到蘭醫生，說：『我家窮困，牧師推薦我來基督教病院，學習作護士。』蘭醫生說：『好，但是妳需要前往馬偕護校唸三年書，再回來工作。』」。這是一個智慧的建議，護理的專業必須建立在嚴謹的訓練上。
台灣初期護理人才的栽培
當時醫院每日平均病患至少150人，有時蘭醫生一天要看400個病人，每天上午一開門，醫院門口已經排了一列的病人，有的得瘧疾、有的胃痛、有的傷寒、有的被水牛角觸到、有的被火燙到、有的被蛇咬到等6。有些病人沒有錢，醫院還免費替他們治療。醫院非常需要人手幫忙，但是蘭醫生仍然堅持護理人才的培養，因此接受護理教育之後，才能來當護士。
台灣的護理制度，初期是日本人建立的。一九０四年，日本紅十字會在台灣成立的醫院中，大部份的護士是日本人，另有22個台灣籍的護士，當時當護士「需要有愛心，強烈期待照顧病人與傷患，能盡力去幫助處於困難階段的人。7」。但是尚無護理的教育所，有機會擔任護士的人，非常的少。
台灣護理教育的先鋒
一九一二年，由加拿大前來的護理宣教士烈以利（Isabel
Jane Elliott,
1881–1971）女士，在位於台北牛埔仔（後來稱為雙連）的馬偕醫院，成立北台灣的第一所護理學校。
烈以利姑娘是台灣初期護理發展最關鍵的人物。她年輕時，在紐約法拉盛（Flushing）護校就讀8，這所學校成立於一八八四年，是由幾位關心法拉盛地區護理照顧的女士開始的。本來只有一間木屋，一張病床，作為護理教育之用，而後逐漸擴大，迄今已是二百九十張病床的教學醫院。沒有人能夠想到，一個年輕的女性在這護理學校所學的，以後會影響數千公里外的台灣。
讓病人得醫治
烈以利姑娘畢業後，擔任了幾年護理工作，又到加拿大多倫多「女宣教士養成所」（Deaconess
Training
School）接受神學與護理教育，而後前來台灣訓練護理人才。
台灣初期的護理教育是在醫院裡實習六個月，而後訓練的時間漸長，以使護理教育更完備。同時期，加拿大的戴仁壽醫生（Dr.
George Gushue-Taylor,
1883-1954），也前來馬偕醫院9。
戴仁壽是台灣近代醫學與護理發展另一關鍵的人物，他是加拿大人，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醫學系。一九一一年，前來台灣，在台南新樓醫院擔任院長。他特別關懷痲瘋病人，為這些被社會棄絕的人—苔哥（台語，罵人髒的意思），開設痲瘋門疹，免費治療他們。他也關心護理教育，一九一七年他寫了一本「內外科看護學」（The
Principals and Practice of
Nursing），這是台灣第一本護理學課本10。
一九一八年，戴醫師回加拿大。一九二三年，他來馬偕醫院擔任院長，他持續支持護理教育，培育護理學生，並且照顧痲瘋病人。他常引用聖經裡「讓痲瘋病人得潔淨」的這一句經節，在台北八里成立「樂山園」11，收容痲瘋病人，被後世稱為「台灣的痲瘋病人之父」。
第四章 台灣初期的護理教育
「護校裡最好的學生，經常來自家庭貧窮，又想自立生活的人。」～南丁格爾
在蘭大衛醫生的推薦下，蔡巧進入馬偕護校。她回憶道：「剛進學校時，還不算正式學生，不能穿護士服。祗能在便服之外，圍上一條圍裙，在醫院裡當非正式的實習護士。」實習的時間有二個月，必須勤快，樂於學習，能吃苦，能夠適應醫院的工作環境。「台灣最早期的護理人員，除了有基督的信仰之外，還需要手腳勤快，腦筋清楚，善於記憶……我不知道之前，有多少護理學生。只知道我的同學中，不少是平埔族人，尤其是台中大社與嘉義新港來的潘姓平埔族人。他們是台灣較早接受福音的人，所以後來成為護校學生的比例較高，也有一些是從大陸來的。」蔡巧回憶道。
護理的學習
「二個月以後，才能正式當護士。當時馬偕醫院有傳染病科，有間隔離室，內有5張病床。小兒科，6張病床。婦產科，3張病床。另有一等室，1張病床。二等室，2張病床。此外，室內有12張病床。星期一到星期五在不同科學習，星期六要到痲瘋病院學習。」護士的教育與學習，非常的緊湊與實際。
「我跟著護理長學習照顧病人，如走路、躺臥、起床、吃飯、洗濯、清除大小便等。戴仁壽醫生給護士一人一本手冊，裡面寫了護理的技術，他在病床邊教授。」
「書的厚度約有手掌寬（7～8公分厚），很大的一本，是用羅馬拼音的白話文寫成，另外還有一本日文的課本。醫院裡的工作已經非常忙了，醫生、護理長都忙，所以上課的時間不多。每次上課的機會都很寶貴，就儘量在病床邊，拿著課本學。此外，很多都是自己讀的，邊讀、邊做、邊學。」
「戴仁壽與蘭醫生是不一樣的個性，戴醫生聲音較大、個性較強，蘭醫生是較為沈靜，但是為人幽默。」蔡巧回憶道。
護理是台灣女性另一教育之門
馬偕醫院當時的護理長是吳姑娘，台灣人對國外來的單身女宣教士皆以姑娘稱之。吳姑娘為吳阿玉（Gretta
Gauld），她在一九二四年前來馬偕醫院當護理長12，在台灣有四十一年之久，培育了無數的護理人才，也對台灣初期的婦女教育深有貢獻。台灣人的天性，有根深蒂固「重男輕女」的狹隘看法，重視男孩子的教育，女孩子則隨便唸或不唸書也無所謂。在保守的社會中，初期的護理教育，是為奮發向上的女性，打開一扇機會之門。
「當時病人的家屬，晚上不能留在醫院裡，通通要回去，看護的工作全部交給值夜班的護士擔任。夜裡醫院很暗，尤其是由一樓的病房巡到門診部，白天走來很近，夜裡走來很遠，常要拜託看門的先生，點根蠟燭在前頭行。」蔡巧回憶道。台灣的護士夜裡輪班，是護理主任烈姑娘所訂的規定，日後對醫院管理與環境衛生有很大的幫助。
遊玩回來飯已準備好──也是幸福
「護理人員上班的時間，白天班是由上午七點鐘到晚上七點鐘，晚上班的接續直到隔天上午七點。上班時間雖然有十二個小時，但是中間可以休息三個小時，再加上半小時的吃飯時間。如果某一天想出去玩，只要一直工作到下午三點半，就可以出去。那時最常到圓山附近爬山、散步，晚上七點鐘回來，晚飯已經有人準備好了，回來就可以吃飯。」蔡巧回憶道。醫院有雇人煮飯，晚上七點鐘是開飯時間。
「三餐都有人『煮便便』（台語），護士不用去操這種勞。在醫院裡工作、唸書，又有薪水拿，實在很好。每個月的薪水是14元，其中6元是一個月的三餐費用，8元是生活費用。」這些錢雖不多，但是已夠護理人員的生活。
快樂的詩歌也會吟
「醫院裡有祈禱會，每天開始工作前，大家都去參加。聚會時，每人輪流唸一節聖經經句。此外，護士們也一起參加唱詩班。當時雙連教會有一個馬偕醫院護理人員的聖詩班，那是很快樂的時候。我在二十歲的時候，決定在雙連教會領洗，為我領洗的是陳清義牧師。」。蔡巧邊回憶邊微笑道：「多聚會，多熱心。『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三：16），一直是我最愛的經節。」
來自鹿港窮苦人家的女孩，在馬偕護校，學到護理，更獲得新的生命。
愛攝影的病人
在這期間，有一個小插曲，卻成為她一生的轉捩點。有一天，來了一個病人，名叫陳法丁（1907~1937）。他鼻子不舒服，常常流鼻水，當時所掛的病名是「鼻穿孔」，幾次的複診後，醫生認為沒有什麼大毛病，請護士給他清洗鼻孔，沒想到這號病人，繼續常來醫院，來的時候還帶部相機。那時，相機是非常昂貴的玩意兒，一般家庭買不起。而且相機又大又重，除了相機之外又有腳架、閃光燈，一般人不會到處背來背去。
後來，護士們逐漸知道這位愛攝影的病人，是台北坪林的望族，中學時唸淡江中學，後又留學日本，唸「高等獸醫學校」，是從日本回來治病的留學生。他來到醫院，到處拍照，包括手術房、醫生、護士、病人等。之後，他回到日本，祗把照片寄給蔡巧一人，蔡巧回憶道：「他來醫院看病時，我沒有特別照顧他；他來醫院拍照時，我也沒有特別留意他。不知道為什麼他祗將照片寄給我一人，別人說：『他可能是喜歡妳』。」
第五章 擔任護理長
每一個時代的進步，
不一定是有權有位者的工作，
而是許多無名的英雄，
在看不見的角落，
默默的付出。
可能，祗是將一個病人扶起來，
或是幫一個行動不便的翻個身，
或是給傷心的人一點安慰與扶持。
沒有掌聲，
沒有高薪，
沒有媒體的注意。
但是有一個回應，
是來自穹蒼，
上帝一定知道。
一九三一年，蔡巧自馬偕護校畢業，院方留她，繼續接受一年的「助產士」教育。助產士是古老的職業，台灣人又稱為「產婆」。以前民間有些產婆，都是靠經驗為人接生，不明白產婦與接生的科學知識，若用不乾淨的接生器具或不科學的產後看顧，有時反而成為病毒傳染的媒介，致使許多產婦染上產褥熱，或死於破傷風，所以台灣有俗語說：「每次生產，就是一隻腿踏入棺材內。」「生產是一關，撐得過就有麻油雞，撐不過就躺在四塊板（棺材板）」。
助產士的培育
初期，殖民政府禁止民間的產婆，要成為產婆必須接受正規教育，經過「日本助產士檢定」考試，取得證照，方能擔任。當時考試困難，以致少有台籍婦女通過檢定，合格產婆的數目很少，但是需要量又大，以致光靠接生，就可以賺許多錢，尤其接生男孩，父母常額外多塞一點錢。早期台灣有證照的「產婆」，幾乎是「富婆」的代名詞，所以民間有許多無照的「產婆」。
「我在彰化基督教醫院與台北馬偕醫院，多次看到院方不僅提供治療，而且免收錢的榜樣。真正的富有，是助人而不收回饋。」蔡巧回憶道。在護理上，更多的學習，更能幫助人，也更能接觸人。正如南丁格爾所寫的：「為了傳福音，甘做平凡事」13。
畢業的禮物
蔡巧又受了一年助產士的訓練，並且通過考試檢定，取得證照，這是要離開馬偕護校的時候了。蔡巧回憶道：「這時院方送給一個接受完三年訓練的學生一百元。這是很大的一筆錢，院方真是慷慨、有愛心，用這麼錢，去資助一個進入社會工作的學生。」
她買了一把德國製的助產剪刀，帶著剩餘的錢，搭上火車。蘭大衛醫生與彰化基督教醫院仍然在等她學成歸來。
回到彰化後，她在永樂街租屋而居，到醫院報到，開始擔任護理長。
第六章 戰爭的危機
大肚溪靜靜地流過，八卦山默默地矗立，
海風，呼呼地吹進，誰來喚醒這塊大地，
正處於最危險的一九三０年代。
台灣啊！
成千上萬的壯丁，將被抽調到南洋當兵，
最好的蔬菜，將被送到中國東北的滿州國，
最好的稻米，將被徵收到戰場的前線，
大城，將疏淨一空，
高樓，將成為炸彈投射的目標，
連日本最驕傲的航空隊，都將有去無回。
唱吧，是「雨夜花」的悲調，
挖吧，是暫時棲身的戰壕，
連窗口的鐵欄杆，都要鋸去作最後的武器。
依然無法阻擋死亡大隊的前來，美國B29轟炸機群，
炸高雄、台南、嘉義、彰化、台中……
開始祗是投一、二顆炸彈到田裡，倒了幾棵水稻，無人在意；
後來又投了一、二顆炸彈到地上，正中幾隻水牛，乏人關心；
忽然…所有重要的建設都被炸毀，
連躲入防空洞的時間都來不及，
炸開的殘屍肉屑掛在電線桿上。
台灣啊！在妳平安穩妥的日子，
誰來告訴妳，致命的風暴何時到來？
誰來告訴妳，永恆的避風港在哪裡？
一八六０年，南丁格爾在英國倫敦聖湯瑪斯醫院，成立護理學校，短短的三、四年內，護理教育與科學化的護理看顧，就像雨後春筍般地傳播出去，幫助了普世無數受苦的病人。這股將護理帶到普世各地的動力，不是政府的催促，也不是醫院的需求，而是有一群女性，以護理作為傳福音的火炬，照亮在黑暗中生活的人，她們前仆後繼，遠渡重洋，爬山涉水，深入各角落，甚至許多護理宣教士，就長期留在異鄉，死在那裡。非常可惜的是，後世很少人記載這一批偉大女性的足跡，追溯她們生命的動力。
台灣巡迴護理的開始
烈以利姑娘在一九一二年就來到台灣北部，建立西式的護理教育，一九二三年，蘭醫生請她到彰化基督教醫院，給予短期性的護理教育。不久，她回到加拿大，二年後，又回到彰化基督教醫院，繼續擔任護理主任。她身材高瘦，要求嚴格。嚴格的要求，常是護理學生最大的保護。
當時彰化城的人口約祗有二萬人，除了一家鳳梨罐頭工廠，與一些零星家庭式的鐵工廠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工業生產。烈姑娘注意到彰化城的周遭有許多小村落，如阿姨莊、中庄子、牛埔仔、柴坑子、番社口、白沙坑、大埔等，都有許多人居住，而且環境衛生不好，容易染上傳染病。與其等這些人患病到醫院求救，倒不如先派護士到各村巡迴，教育衛生保健。她開始設立「巡迴護士」14，讓護理有更多幫助人的空間，而非祗侷限在醫院裡。
護產士的功勞
彰化基督教病院除了分派巡迴護士前往鄉間幫助農民之外，駐院牧師梅鑑霧（Campbell
N. Moody,
1865-1940）也常打鼓吹喇叭，與蘭大衛醫生的妻子連馬玉（Marjorie
Learner,
1884-1984）等人，到附近的鄉間看望、佈道。蘭大衛醫生大都留在醫院照顧病人，蔡巧回憶道：「醫生娘是一個慈心的人，蘭醫生是一個幽默的人。有些病人拼命的咳，蘭醫生說：『你不要咳（台語唸ㄙㄠ、），我有人掃。』」
上帝的安排，真是奇妙，一步、一步的帶領，毫無差錯。彰化基督教病院巡迴護士的工作性質，對於蔡巧有很大的幫助，她以後要去幫助人的地方——坪林，有170平方公里大的山地，沒有助產士，面對當地六千個以上的居民，她是惟一的一位護理人員15，她要長期爬山涉水、單打獨鬥，用那把剪刀，接生一千個以上的坪林嬰孩，而且幾乎是免費的。
現代人享受坪林的「文山包種茶」，很多種茶的人都是她接生的；我們喝過文山包種茶的人，都是間接的受益人。甚至在一九五０年代以前，台灣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嬰孩16是這些巡迴鄉下的護產人員或「產婆」接生出來的，她們對台灣的貢獻，難以估計。
第七章 回到坪林
兩個人會相知，總有交會點。
他是病人，她是護士。
兩個人會同行，總有更深的交集處，
他是獸醫，喜愛照顧動物，
她是護理長，喜歡照顧病人。
首先，他寄照片給她
而後持續通信。
在那保守的年代，
戀愛是少有的，
不過他從日本畢業歸來，
在台北州廳擔任「獸醫」，
隨即向她求婚。
在日據時代，日本人非常重視獸醫的工作，有些傳染病病毒的生命週期，部份在動物體內，部份是在人體內完成，因此，許多熱帶疾病是藉著動物傳給人。此外，日本人也重視台灣的畜產，在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在台灣的獸醫就提出用花生餅、大豆餅與農作殘株等來養牛養豬，以及對於畜產肉質的影響。日本政府為了未來要前進南亞與中國，各地的畜種也選來台灣飼養與觀察。
成立新家
獸醫也要擔任各處屠宰場安檢的工作，因此台灣各州廳獸醫的地位很高，即使是台灣籍的獸醫，褲腰邊還可以插一支短刀，威風的很，比地方的「警察大人」更有權力。到屠宰場檢查時，又有出差費可以拿，在當時是高收入的工作。
陳法丁自日本高等獸醫學校畢業後，就回到台北工作，他專攻微生物，擅長為動物治病。一九三四年，他與蔡巧結婚，倆人在台北圓環的附近，租屋居住，婚後一年，他們生了一個女兒，第三年，又有第二個女兒。
意外的打擊
一九三七年，日本殖民政府宣佈台灣進入「戰時體制」，實施夜間燈火管制，並且增加稅收，以備戰爭。九月八日「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台灣進入長達八年（1937-1945）的戰爭期。備戰初期，殖民政府工作人員壓力大增，一方面食物要增產，另方面物資經銷要管制，以供軍隊使用。
這時，陳法丁忽染「盲腸炎」，又迅速惡化為「腹膜炎」，送醫不治，這對蔡巧是一個莫大的打擊，她沒有多少儲蓄，沒有工作，一個女兒才三歲，一個女兒七個月，國家又進入戰爭期。「我決定帶著孩子，回到先夫的故居—坪林。」蔡巧堅毅地回憶道。
擋不住風雨的房子
回到坪林，住在先夫遺產配到的房子，一幢位於坪林街二層樓的老屋子。陳家過去是大地主，但是已逐漸沒落了，親戚無法接濟她。「每逢下大雨的時候，雨水就由屋頂漏到二樓，再漏到一樓，我四處放置了接漏的桶子，桶裡滿了水，甚至溢到地面，整夜都無法睡覺。」這是一個傷心沮喪的地方嗎？不，以後坪林的第一間教會，就是在這裡建立起來。
第八章 不與人計較的人生
「以前台灣窮苦人家的女人是強壯的，
生產的時候，到溪邊，
用一塊碗的碎片
自己割斷臍帶，
在溪水裡給嬰孩與自己清洗。」～蔡巧
在坪林街住了二年，蔡巧決定自立更生，出外賺錢養家。剛好，坪林鄉公所有一個事務員缺，鄉長來找她去上班，擔任管理戶籍的工作。「戶籍」是日本殖民政府給台灣建立最完整的制度之一，在佔領初期就逐年統計各州廳的人口，連居住的遷入、遷出，都詳加記載。這個制度，培養了不少台灣文書行政的管理人才，也幫助了蔡巧。「現在，在鄉公所上班，都要經過考試才能上任，才有外鄉人進來工作。當時，只要做人老實，常與人交談，就可以在鄉公所工作。」蔡巧說道。
愈有需要，愈彰顯護理的重要
坪林產茶，吸引居民留在山區開墾，茶的包裝是用紙包成四個角，所以又稱為「包種茶」，但是坪林的地區廣大，居住的人口分散。當時的坪林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婦產科醫院。「病人要從坪林走路到石碇，再走路或坐轎子到景美，再換輕便車到台北城，非常的遙遠、不方便。」蔡巧回憶道。
「山路未通的地方很多，居民常得自行闢路。有一年，當地流行出水痘，鄉公所的人自台北城取藥回來了，但是沒有人會用注射筒。我很會注射，就為周遭有需要的注射，後來整個坪林鄉的人都是我注射。」蔡巧回憶道。
真是有趣，坪林人那時才發現，他們聘來的戶籍事務員，是有證照、有豐富護理經驗、彰化基督教病院的護理長。坪林人賺到了人才，不久，坪林人更發現這位會打針的戶籍事務員，還是有證照的助產士，這下子更不得了了，有這種人在，為何還要夜間摸黑到溪邊洗嬰孩？或是長途跋涉到台北城？
忽然，一夕之間，全鄉十二村的人都知道有一個會接生的人在坪林。開始白天有人請她、晚上有人請她，不知道為什麼大部份的嬰孩，總喜愛在三更半夜才出來？連三更半夜都有人請她去接生。「當時坪林夜裡沒有電燈，夜裡去接生，帶路的人都要提油燈，那是在竹子內塞浸油的麻布，用火點著，就可以照明。坪林的山路有高有低，只能步行往返。民國四十多年後，坪林方有電燈，不過夜裡出去接生，仍是需提燈走夜路。」「白天上班、晚上接生的日子，並不疲憊，習慣就好了。有時候，看到路上有大蛇或小蛇，等蛇離開或把蛇趕走，就再往前去。」
親手照顧人的山地天使
「所有接生的，我都不收錢。別人就送雞、送鴨、送蛋給我，當作我的走路工。工作最有趣的地方就在幫助人，不是酬勞。」蔡巧邊說邊笑道，這是很愉快又很有意義的經驗。她的住家成為坪林惟一的護產診所，所有照顧人的相關問題，坪林人都找她幫忙。大家尊稱她為「蔡桑」（蔡先生）。
「由於管理戶籍，所以接生的地方都很清楚。嬰孩生下，也可以作戶籍登錄。在我還沒來坪林之前，這裡有個彰化和美來的無照產婆，就住在我家對面，每天從窗戶偷看我的進出頻繁，就傳言說，我白天有工作，拿薪水，晚上接生，當然費用就應該少一些，我也隨便人家說，沒有與人計較，後來她就搬走了。」
綁臍帶的「袋阿絲」
「將嬰孩接生以後，還需要將臍帶綁起來，以防細菌感染。當時台灣有一種麻樹的纖維，稱為『袋阿絲』（台語），可做臍帶絲。這種臍帶絲有時不易購得，我就買纖維回來，接生前，撕成細條，再揉合成絲。用酒精消毒後，就可以來綁臍帶。」蔡巧說道。這種臍帶線纖維取自瓊麻，是早期醫療宣教士自外地引進，由於瓊麻生長需要高溫，只能種在屏東、恆春一帶17，產量不多，但是對台灣的嬰孩非常重要，是國外醫療宣教士與台灣助產士共同揉合而成，保護多少嬰孩平安誕生。
第九章 後記
我去過坪林老街，看過蔡巧的舊居，
再沿著旁邊的北勢溪，經過「魚逮魚溪」、進入「九芎林」，
走出，跨過「渡南橋」，到「黃櫸皮寮」，沿著「金瓜寮溪」上溯，
走的滿頭大汗、氣喘如牛，
才到了「金溪村」，一個不到一百人的種茶小聚落，
當地人還指著山裡說：「那裡還有人居住。」
以前蔡巧阿婆，經常都是這麼走，難怪身體會那麼好！
坪林多霧，下雨的日子多。「我以前保留了許多照片，大部分是我的先生拍攝的，也保存了以前的護理課本，可惜後來房子漏水，許多照片與資料都被水淋濕，沒有保存下來，如今只剩一些。」蔡巧說道。其實這些所剩下來的照片，經過她的口述，仍能顯示台灣初期護理發展的足跡。在未來的日子，護理仍會繼續往前，但是如果缺乏這些第一手初期的紀錄，將不知道起初是如何走過來的。因此，即使是幾張泛黃的照片、一把剪臍帶的剪刀，都彌足珍貴。
她在坪林，免費接生嬰孩有三十五年之久，直到六十五歲自鄉公所退休，全坪林地區的嬰孩，幾乎都是她的雙手接生下來的。很少有女性，對於鄉里能夠發揮這麼大的功用。
一九四七年，蔡巧的大女兒到台北唸書，在新店參加教會，教會的牧師才知道坪林有一戶基督徒。一九五０年代初期，外界的基督徒才進入坪林佈道。蔡巧開放自己的家，接待前來佈道的謝約拿牧師，坪林佈道所就設在她家一樓，而後成立會堂。
護理老兵快樂多
一九七六年，蔡巧才到台北，住在女兒的家。我在二００四年認識她時，她的身體依然康健，精神旺盛，她說：「這是以前經常在山區為人接生，多走山路的緣故。」採訪她時，她把接生的剪刀給我看，毫無鏽斑，彷彿是新的一樣。
護理工作會退休，護理的老兵卻不凋零。一個女人，一把剪刀，在一個偏僻的山地，服事了一世代，接生上千人，上帝必然紀念，如同聖經所記：「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腳，反得痊癒。」
蔡巧道出了她樂此不疲的秘訣：「當助產士最快樂的地方，在大家都對我有禮貌，有時去接生，未到以前產婦難產，命在旦夕，甚至請師公、道士來念經，準備葬禮。但是我一來，轉而成為快樂的慶祝生產。」
◆人文閱讀的例子（3）
南丁格爾論臨終關懷
「死亡」不是生命不幸的結局，而是得勝拱橋的基點，藉此生命展延至更純潔與自由的地方。
這樣的說法有什麼根據，或有任何支持的證據嗎？在這世界裡，我們所能找到的證據，只能根據人的知覺、理性、感覺與良心來獲得，而且所能獲得的證據只能解釋現今的世界。可是自古以來，人對死後的未來就存有一種期待，例如古埃及人就認為，一個人真正的福祉不只在他現存的世界，也在乎他死後的未來。即使有這種期待，人類對死後的未來仍無所知悉。
這是我經常想到的，基督以祂的一生，證明人在死後有進入天堂的途徑。儘管人們稱祂在世上時為憂傷之子，但是不要忘了，祂也是跟隨祂之人死後未來有福的確據。
不過，人們卻在基督之外，不斷地詢問：「人死後若有未來，還會有意識嗎？或有像活著之時的知覺嗎？」當人看到草木枯萎，人不會思索枯萎的草木能否繼續再生；當人看到物質由一種狀態變為另一種狀態，也不會想到人死了以後，可能也有另一種狀態的存在。人對死後之事的缺乏認識，連自然萬物的表徵也無法給他提醒的作用。
人雖對死亡之事無知，卻對死亡後的存在，一直無法安息。人死之後，是否就與肉身同歸腐朽？多少的愛與同情，多少的敬虔與盼望，都在期待「人死後是歸於塵土，還是更近完美呢？」的答覆。多少人在臨終前最痛苦的，是難以確定「人在失去知覺後，如何存在？」。即使有些犯罪之人，在面臨死亡前也會為此憂傷，即使自知一生乏善可陳，仍期待死前有最後一次更新的機會，能使他在死後有較好的未來。有些傑出的人物，曾經有偉大的事業、重要的發現、豐功偉業、貢獻人群，但在面對死亡時，這一切似乎無法提供絲毫的安慰。人所有的能力，即使延伸到盡頭，對此問題仍然沒有確實的答案。
人無論擁有多少，死亡宣告這些形同無有。不管一個人的才智如何，他一生所給、所做的，都無法贖回他的生命。人常想流芳萬世，或希望死後對社會仍有一點影響力，但死亡宣佈他的一生，到此為止。其實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那麼獨特，以致所留下的任何智慧與財物，對別人生命的影響都不可能完全地重複。每個世代都是新的，每個世代的人都需要在他們短暫的一生裡重新去挖掘、尋找與體驗。犯錯仍會再發生，難過的經驗仍會再有，失望的事仍會再繼續，誤會仍會重複，無論我們這一代如何殷切規勸，下一代仍會重蹈，然後下一代的人，又會再想勸勉他們的下一代。
人所能傳遞的只有經驗，經驗會累聚，但無法撤去下一代不再犯此錯誤的籓籬。經驗累積的最佳功效，是告訴人犯錯了以後不要失去希望；犯錯之後，生命仍然值得好好地經營，好好地管理與使用。
錯誤不斷地重複，看起來這似乎是上帝殘忍地讓每一個世代的經驗無法有效地傳遞，但這是上帝的法則，也是上帝作為的奇妙。每一個世代的人只有重新認識上帝永存的愛與智慧，否則每一個世代都無法更新。
有些社會標榜最好的人是為別人犧牲的人，最佳的德行是犧牲小我、造福大我。其實所有的犧牲奉獻，無論是出於一己的私心，或是真心要造福他人，真實而言，別人根本不會因你的犧牲獲得什麼好處。甚至一個人竭盡所能的犧牲，也不會讓另一個人獲得絲毫的好處。要讓別人獲得真正好處，必須對你也有好處。對你沒有好處的犧牲，常是只給別人帶來痛苦。因此捨命絕對不是高貴的情操，人必須活著才能對別人有貢獻。
為此，常想為別人犧牲的人，會落入一種陷阱，視世物為虛幻，或是經常想退出工作圈，空出位置讓他人來承接。其實你想做的，就要好好做下去，只有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踏實地做下去，才能對別人有幫助。你若有能力完成任務，就要去完成，這才是真正的愛與智慧。例如上帝卑微自己，取了奴僕的形象來到世界，但是上帝的工作權柄被挑戰時，祂立刻顯出自己應有的身份，上帝從來沒有謙卑到說祂不是上帝。因為存在本身就帶著能力，存在的消失就是權柄的消失，所以存在不是浪費或是了無意義的事。因著存在，所有的經驗才具有價值，才能進步、發展、並有次序的增進。人只要仍具存在的實質，所做的就不會被毀壞。
因此，人的存在可能會改變，但是存在的實質不變，人存在的實質不會被死亡所毀壞。人的身體來自塵土，終會歸於塵土；人的呼吸來自空氣，死後分解也歸於空氣。但是人不是只有塵土與空氣，起初上帝造人時，把祂的形像放在人的裡面，這是人類內心愛與良善的本源，這一部份雖然與上帝的本體仍有差距，但是來自永恆的，就不會被死亡所終止。
當人的身體歸於塵土，會以何種形體存在？這並不清楚。不過形體只是上帝表達人的工具，當舊有的任務結束，工具就終止，這並無不妥。
因為上帝是創造者，人存在的意義與真正的福祉，應該要從上帝的角度去衡量，而非從人的角度去衡量。上帝的角度，是人可以知曉的，來自上帝啟示的真理，是人在生前可以經歷的。當我們知曉與經歷上帝的作為，就會知道對他人最有幫助的，根本不在自我的犧牲，而在幫助他人有個正確的角度去認識上帝。我們知道來自上帝的，就不會被死亡所吞滅，為此我們活著是積極地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活。
也許我們仍然不知道死後會以何種形體存在？也不知道人生前所有的記憶到死後是否依然存著？我們只要單單相信上帝的永能與神性，就足以使我們能夠面對死亡。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單純相信的方式，太簡化問題了。沒錯，當然是太簡化，但是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別的根基。所有的問題，無論是如何的多變或複雜，回到最基本的地方，就是根基。也許有人會問：「真的有這可能嗎？只要單純的相信上帝就可以嗎？」答案是：「只要將質疑放在上帝永恆不變的旨意中，就正確了。」但是人又會問：「意志經常動搖，如何持續地相信不改變的上帝？」答案是：「相信上帝的確來自人的意志決定，人也的確常動搖意志，但是上帝既然指定人要用相信的方式，那就夠了。」
這不只是我們對自己的答覆，也是我們對朋友的答覆。人在死後的繼續存在，無關死後是否繼續享有世上的享受，也無關人在生前所做的任何錯誤，到死後是否會一筆勾消。而是，要知道死後人仍要繼續面對上帝，為此，人在生前就該遵照上帝的旨意而行。
這是真理，除了真實的相信上帝之外，人沒有其他的真實根基，能面對死後的未來。
耶穌告訴我們：「信心可以移山」。這代表人愈以為不可能，需要愈大神蹟的事，愈能彰顯上帝的大能，也愈需要我們對祂的信心。假如起初山是上帝擺在那裡的，我們會認為上帝將使用能力，改變祂原先設立的法則呢？難道基督是要人愈加強自己的信心，就能做愈大的事嗎？甚至大到能改變上帝原先的自然律？
不！信心是相信上帝的永能不改變，上帝的法則永不改變，信心之所以可以移山，不是信心可以產生移山的力量，因為人的本質多變，在這軟弱的本質裡，信心就只有那麼多。不過當人用信心接受真理時，就會愈明白真理，愈明白真理，信心就會愈大。人信心的度量愈增加，就愈真理。真理產生的力量就愈能克服困難。
因著認識真理，我們知道，也相信人能在死後繼續存在。
--1860，南丁格爾所著的<<Suggestions for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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