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法國人
1990年，我回來台灣教書。有一天，我在學校附近搭公車，上了車。司機將車開動，路上跑來個乘客。公車不停，這人用力拍打車門，竟用手腕上的珠環，將車窗打破。他看出事了，轉身就逃。司機將車煞住，下車去追。很快地將他逮住，要他賠錢。我看那是外國人，兩人雞同鴨講，吵成一堆。我急忙下車，前往解危。
我用英文語對他講：「車子開動後，不能上車。」
他態度不太好，說：「是嗎？」
我說：「車窗破了，你要賠錢，不然司機要被罰錢。」
他又說：「是嗎？」他聲音大，不少人過來圍觀。
我說：「是。」
他態度頑強，說：「我沒錯，不付。」
我很快地說：「他可以控告(sue)你。」當時講太急了，我竟把sue，講成shoot(射殺)。
他臉色大變，說：「什麼？他會射殺(shoot)我。」
我同情地望著他說：「是的，這是台灣法律。」
他說：「那我願意上法庭。」
我鎮靜地說：「等一下警察就會來，他們可以控告(sue)你。」
我把sue又講成shoot。
他知道我不是講假的，用顫抖聲音說：「台灣的法律，容許警察當場射殺(shoot)人嗎？法國不行。」
我點點頭，說：「國情不同，法律不同。」
遠處傳來警笛聲，他迅速從口袋掏出一千元。
司機把錢拿走，我又上公車，他混入人群，
警車開過去，一切都滿意。
我回到家，才發現講錯英文單字，
希望，這沒有影響台灣與法國的邦交。
多年後，我仍同情那個
可憐的法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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